鄯善、石城镇粟特人聚落中的康氏(二)

 二维码 615
作者:康庆山来源:康庆山博客

鄯善、石城镇粟特人聚落中的康氏

辽宁抚顺康庆山

(二)

沙州都督府图经
P.2695
……
蒲昌海五色
右大周天授二年腊月,得石城镇康拂耽延地舍拨状/称:其蒲昌海旧来浊黑混杂,自从八月已来,水清/明彻()底,其水五色。得老人及天竺婆罗门云:'中国有圣/天子,海水即清,无波。奴身等欢乐,望请奏圣人知/者。’”刺史李无亏奏云:淮海水五色,大瑞。谨检《瑞/应图?礼升威仪》曰:'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则河傔/[]夷也(14)。天应魏国当涂之兆,明土德之昌也。

14)则河傔夷也。,前有夺字,P.2005号作则河傔海夷也,据补
正。

沙州图经
S.788

沙州图经卷第一
S.2593
3)敦煌县:《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皇朝以敦煌为燉煌。《新唐书?地理志》、《旧唐书?地理志》亦作燉煌郡燉煌县。敦煌遗书关于唐五代时的敦煌皆记为燉煌。据P.2695号和P.2005号卷三有关敦煌县的内容,唐五代敦煌县实行县、乡,里三级制。据敦煌文书S2669号、S.8877号、S.5573号、S.6452号、P.2803号,P.2953号、P.2887号,P.3451号、P.4814号、P.6003号等,敦煌县辖乡有:敦煌、慈惠、平康、龙勒、玉关、洪池、效谷、赤心、莫高、洪润、青水、悬泉、从化、神沙、寿昌、新义等十四乡,其中除新义乡名仅见于竹简之上,寿昌乡名仅天宝九载出现一次外,其他都比较常见。建中(780-784)初陷吐蕃,吐蕃改唐乡制为部落制,敦煌文书中所反映吐蕃占领时敦煌的部落有:曷骨萨部落(P.3422)、擘三部落(S.3287)、道门部落(P.4638)、悉董萨部落(S.8829)、僧尼部落(S.2729)、利弗诺图邑聚落(S.1490)、上部落、下部落、行人部落、阿骨萨部落,多悉萨部蒋(S.1475)等。里在文书中反映不全也不多,据敦煌文书,有:慕道里(从化乡,P.3952),宜禾里(悬泉乡,S.514)、莫高里(莫高乡,P.2482)、都乡里(龙勒乡,P.2583P.2592P.3354)、修武里(平康乡,甘博006)、长沙里(洪润乡,P.2347)、丰义里(玉关乡,S.6454),阳沙里(神沙乡,P.2417)、洪文里、(平康乡,P.3770)、安昌里(平康乡,P.3770)、无穷里(劲谷乡,S.794)等。敦煌城中,实行坊制,分为释教坊(S.530)、长行坊(P.4638)、旌坊(P.3489)、阶亭坊、郡草坊(P.2626)、怀安坊、钦贤坊(P.2482)、儒风坊(S.3875)、修文坊(S.1285P.3501)、永宁坊(S.3877)、应经坊(S.5824)等。
沙州伊州地志
S.367
石城镇,东去沙州一千五百八十里,去上都六千一百里。本汉楼/兰国。《汉书·西域传》云:地沙卤,少田,出玉。傅介子既杀/其王,汉立其弟,更名鄯善国(8)。隋置鄯善镇(9),隋乱,其/城遂废。贞观中,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来居此城,/胡人随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10)。四面皆是沙碛(11)。上元二年(761)/改为石城镇,隶沙州。
屯城,西去石城镇一百八十里(12)。鄯善质子尉屠耆/归,单弱,请天子:国中有伊循城,城肥美,愿遣一将屯田/积谷,得衣()其威重。汉遣司马及吏士屯田伊循以镇之,/即此城是也(13)。胡以西有鄯善大城,遂为小鄯善,今屯城也。/
新城,东去石城镇二百卌里。康艳典之居鄯善,先修此城,因名新城,汉为弩支城(14)。/蒲桃城,南去石城镇四里,康艳典所筑,种蒲桃此城中(15),因号蒲桃城。/萨毗城,西北去石城镇四百八十里,康艳典所筑,其城近萨/毗泽(16),山[]险阻,恒有吐蕃及吐谷浑来往不绝。/
鄯善城,周回一千六百卌步(17),西去石城镇廿步,汉鄯善城,/见今墔坏。幡()仙镇,故且末国也。《汉书·西域传》云:去上都六千八百廿里。隋置且末郡。上元三年改幡()仙镇(18)。/
古屯城,在屯城西北(19)。
()末河,源从南山大谷口出,其源/去镇城五百里,经且末城下过,因以为名。以前镇城并陷吐蕃。/蒲昌海,在石城镇东北三百廿里,其海周广四百里。《汉书·/西域传》云:黄河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伏流地下,南出积石山,为中国河焉也(20)。/伊州,下。公廨七百卌千(21),户一千七百廿九(22),乡七。/
8)《汉书·西域传》曰:鄯善国,本名楼兰,……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国出玉,……元凤四年,大将军霍光白遣平乐监傅介子往刺其王,介子轻将勇敢士,赍金币,扬言以赐外国为名。既至楼兰,诈其王欲赐之,王喜,与介子饮,醉,将其王屏语,壮士二人从后刺杀之,……乃立尉屠耆为王,更名其国为鄯善。
9)《地境》同。《隋书·地理志》:鄯善郡,大业五年平吐谷浑置,置在鄯善城,即古楼兰城也。并置且末、西海、河源,总四郡。《隋书·炀帝纪》同,是隋平吐谷浑置鄯善郡。又据《隋书·吐谷浑传》隋击败吐谷浑于其地置郡县镇戍,发天下轻罪徙居之。及本卷,是隋置郡前又曾置镇。
10)典合城:《地境》作兴谷城,误。
11)沙碛:《地境》作沙卤
12)屯城西去石城镇一百八十里:《地境》同。《新唐书·地理志》:自蒲昌海南岸,西经七屯城,汉伊修城也。又西八十里至石城镇,……”是屯城又名七屯城,里程又少一百里,《唐书》记载有误。
13)《汉书·西域传》:汉立尉屠耆为鄯善王而遣之,王自请天子曰:'身在汉久,今归,单弱,而前王有子在,恐为所杀。国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愿汉遣一将屯田积谷,今臣得依其威重。于是汉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抚之。
14)《新唐书·地理志》:石城又西二百里至新城,亦谓之弩支城,艳典所筑。《地境》作东去鄯善三百三十里。
15
)种蒲桃此城中:《地境》作种葡萄此城中甚美。
16)《隋书·地理志》且末郡:有且末水,萨毗泽。萨毗泽,即今阿牙库木湖。
17)一千六百卌步:《地境》作一千六百卅步
  (18)幡仙镇:《地境》、《新唐书?地理志》、P.5034号,并作播仙镇形近致误。隋置且末郡:《隋书·地理志》同,《隋书·炀帝纪》,大业五年六月癸丑,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四郡。
  (19)见《地境》校注(26)
(20)
据《汉书·西域传》:于阗。之后又夺于阗二字:蒲昌海之后又夺蒲昌海三字,今据补。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后又脱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诸字。

寿昌县地境
石城,本汉楼兰国。《汉书·[西域传]》云(16):去长安六千一百里。地多沙卤,少田出玉。傅介子既杀其王,汉立其弟,更名鄯善。随()置鄯善镇。随()乱,其城乃空(17)。自贞观中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据此城,胡人随之,因成聚落,名其城曰兴谷城(18)。四面并是沙卤。上元二年改为石城镇,属沙州(19)。东去沙州一千五百八十里。屯城,西去石城一百八十里。鄯善质子尉屠耆归,单弱,请天子:国中有伊循城,地肥美,愿遣一将屯田积谷,得依其威重。于是汉遣司马及吏士屯田伊循以镇之,即此也。鄯善大城遂名小鄯善(20),今名屯城。
新城,康艳典之居鄯善,先修此城,汉名弩支城。东去鄯善三百三十里也(21)。
葡萄城,康艳典筑。在石城北四里。种葡萄于城中,甚美,因号葡萄城也。
萨毗城,在镇城东南四百八十里。其城康艳典置筑,近萨毗城泽险(22),恒有土()蕃土()[]贼往来(23)。
鄯善城,周回一千六百卅步(24)。汉鄯善城见破坏,在石城镇[]二十步(25)。
故屯城,在石城西北(26)。
西寿昌城,县西北五里(27)。汉武[]八年创置(28)。
蒲昌海,在石城镇东北三百廿里。其海圆广四百里。《汉书·西域传》:此海西源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国南山之下。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29),一名盐泽。流于积石,名中国河也(30)。
16)汉书云,P367号作《汉书·西域传》云,据补。
17)随,应作。其城乃空,S367号作其城遂废
18)兴谷城:S367号作典合城。疑兴谷典合之误;
19)属沙州:S367号作隶沙州
20)鄯善大城遂名小鄯善:此句文意不通,有夺字。S367号作胡以西有鄯善大城,遂为小鄯善
21)三百三十里:S367号作二百四十里
22)近萨毗城泽险:此句有脱文衍字,S367号作其城近萨毗泽,山险阻
23)恒有土蕃土谷贼往来,S367号作恒有吐蕃及吐谷浑来往不绝。据以补正。
24)一千六百卅步,S367号作一千六百四十步
  (25)在石城镇二十步:镇后夺一字,据S367号,应作:在石城镇东二十步
  (26)故屯城,在石城西北:有误。S367号作古屯城,在屯城西北P5034号同,之误。
27)县西北五里:P2691号作县西二十五里。《地境》误。
28)汉武八年创置:疑有脱文误字。汉武帝年号无过六年者。
29)北流与葱岭东注蒲昌海:后有脱文,S867号作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据之补正。
30)流于积石名中国河也:S867号作伏流地下,南出积石,为中国河焉也。

对于敦煌地理文书的价值,李并成曾总结为:

()敦煌地理文书关于各道统州县数、州县等级、处分语等方面的记载对于历史政治、军事地理的研究具有重大价值。如P.2522存剑南道12州,而《通典》遗曲真霸协四州,《元和郡县图志》遗保霸二州,《新唐书?地理志》遗协翼二州,均不及P.2522齐备。S.0529亦保存了全国许多节镇统州县数,可用以证史、补史及纠史之误。
(二)关于各地经济物产的记载对于历史经济地理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如P.2522、敦博58号列各州郡土贡,P.2511载物产,S.0529更是详记各州物产与特产。相比之下,《唐六典》卷3、《通典》卷6、《元和郡县图志》等史籍仅仅简单列出各州郡物产土贡的种类,远不及敦煌文献详尽。
(三)关于各地民俗民风的记载对于历史民俗地理研究意义重大。如P.2511专列人俗一项,细致刻画出各地的民风民俗,对于今天各地的民俗研究也甚有价值。
(四)关于交通道路的记载为古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如往西域行记的几个本子,清晰记载了西行路线,依据此文书不仅可以复原出自长安或开封,穿越河西走廊、西域直至南印度等地的交通路线,以补正史之不足,而且还可使我们了解沿途国家的宗教、物产、民俗、兵力、语言等情况。
(五)关于古代城址的记载在汉唐古地的考证以及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上有重要意义。敦煌及其周围地区有不少古城址,其中有些城址在史籍中的记载混乱谬误迭出,敦煌地理文书则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可靠依据。
(六)敦煌文书中关于水利方面的记载对于古代灌溉制度以及古渠道水系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七)关于地理景物的大量记载对于历史自然地理和环境变迁的研究意义重大。依据许多地理景物的纪实性描写,可以复原该地区历史时期的自然地理面貌,并进而研究古今地理环境的变迁,探讨在人类活动影响下绿洲生态系统的演变规律,并为今天的经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服务。
(八)敦煌文书中保存的大量古地名对于历史地名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文书中出现的古山名、河名、泽名、渠名、堰名、城名、关名、驿名、道路名、民族名、乡名等很多,并很注重对地名的诠释,反映了我国地名学的光荣传统。
(九)关于礼佛求法的大量记载对于宗教地理学的研究有重要价值。
(十)文书中的古地志写卷对于我国古代方志学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笔者从互联网上偶得《胡俑》一文,颇值得一读。转录如下

《胡俑》
作者:不详 发表时间:不详

胡俑是古俑中特殊的一群,只见于隋唐时期,宋代已不再出现。北朝墓出土的胡俑,其实大多数代表鲜卑人;鲜卑墓主随葬鲜卑俑,固属事理之常,与唐人以胡俑随葬有别。再往前在汉画像石里,却可以看到大规模胡汉交战的场面,时代的特点又自不同。
   唐俑中之,大抵指粟特人。能区别出来的还有昆仑人,但较少见。至于区别更少见的大食人和其他民族,目前仍难准确做到;兹不讨论。粟特人是居住在中亚河中地区,即泽拉夫善河流域的半农半商民族。当时的大商队都以武力自保,所以粟特人也尚武。然而与十六国时期以武装入侵的方式进入中原的北方各族不同,叩关的粟特人多以通商的面貌出现。尽管贞观年间康国大首领
康艳典充任蒲昌海(今罗布泊)石城镇之镇使时(《新唐书·地理志》),胡人随之,因成聚落。其后,在石城镇外又筑起胡人聚居的新城,蒲桃城和萨毗城(S.367号《沙州伊州地志》),仿佛是一些殖民的据点;但唐政府以宽容的态度处之。这时入华的粟特人大都生活在此类聚落中。起初,他们几乎与唐代社会格格不入。粟特人信仰火祆教,然而并不外传,不曾有过译成汉文的祆教经典,各地之祆祠唐政府也禁民祈祭(《新唐书·百官志》);在宗教上与信仰佛、道的唐人完全隔绝。在婚姻上粟特人实行血亲通婚。《隋书·西域传》说粟特人妻其姊妹,及母子相禽兽。唐·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说粟特人极恶风俗,婚姻交杂,纳母及姊妹为妻。唐·杜环经行记也说:寻寻(指祆教徒)蒸报于诸夷狄中最甚。西安出土的《唐苏谅妻马氏墓志》中,就记下了祆教徒近亲通婚的事例(《考古》19649期)。这种风俗,自唐人看来,实属悖逆伦常,为情理所不容。在丧葬制度上,祆教经典《阿维斯陀经》规定,要将死者置于山间,让狗噬鸟啄。但萨珊波斯实行天葬,尸体虽任鸟啄,却不令野兽吞食。粟特人则又不然。唐·韦节《西蕃记》说,康国于城外,别筑一院,院内养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尸,置此院内,令狗食人肉尽,收骸骨埋殡。《旧唐书·李暠传》所记太原黄坑,也是狗食死人之处,似亦为流寓当地的粟特人治丧之所。为哀悼死者,其亲属或剺面截耳。这些做法,并令唐人不胜惊诧骇怪。当然,如果他们在本乡行施自己的风俗,外人可不必置喙。但大批粟特人却留恋唐之富庶,乐不思归,不愿还蕃;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如何找到在这里长期生活下去的出路,实际上也就是如何进入唐代社会的问题。
   当唐王朝的统治得到巩固后,大部分聚落被编为乡里,入籍的粟特人之从事农业者依均田法受田,并承担相应的赋税兵役。他们与汉族农民杂居,且互相通婚,较易汉化。那些继续经商的:未入籍者称客胡;入籍者则成为当县夷胡户,其籍贯属西、庭、伊等州府者,验有公文,听于本贯以东来往S.1344号《开元户部格断简》)。也就是说入籍的胡商只能在其户籍所在的边州以东的内地进行贸易。而客胡虽然也不允许捆载内地产品任意入蕃,但可以从域外运货进来,比入籍者方便。所以这两部分粟特商人遂互相配合,操控丝路上的贸易。长安西市中胡商尤多,西市胡(商)成为当时的一个专门名称。经他们转贩而来的西方物品常为论者推重,誉之为撒马尔罕金桃。虽然由此带来了若干西方器物的造型与纹饰,丰富了唐代的工艺制作。但其中大部分为奢侈品,或用途不广的奇货;远不能和16世纪传来的美洲作物、19世纪传来的欧洲机械相比,于发展社会生产、改善民众生活的作用至鲜。而且未入籍的客胡流动性大,虽然他们善于适应,但很难被看成是社会中之稳定的因素。
   不过入唐既久,且已脱离聚落约束的粟特人,逐渐不循旧制。改奉摩尼教、景教以及佛教的不在少数;唐代的佛教大师释法藏(见
宋高僧传》)、释伽跋摩(见《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都是粟特人。其精英分子更努力接受汉文化,供职唐廷的大有人在。他们不但担任译语、将(匠)作、监牧等方面的职务,还有成进士,做文官的。然而这些人,包括未解体以前的粟特聚落成员,都不会出现在胡俑中。只有贫困的粟特移民,居留的时间已长,对唐土风情知之已稔,已基本华化者,才能为汉族大户所收容;甚至也只有其中的家生子,才能受到充分信任。因为随葬的胡俑代表的是这类人,而不是人地两生的初来者,更不会是精英阶层。所以考察在现实生活中沦为厮役奴婢的胡俑,只能为唐代社会中的粟特人这幅大画卷揭开一角,其中还不可避免地被涂上一层墓主人所属意的色彩。由于粟特人十岁骑羊逐沙鼠(李益诗,《全唐诗》卷二八二),懂得畜牧,所以牵驼驭马的胡俑相当多,可是无论俑或驼、马,以及所驮之物,无疑悉数代表墓主人的财产。研究者不宜离开这一基本事实而过度引申。比如有人把它们看成是丝路上的商队的一部分;甚至驼囊上的兽面装饰也被认为即酉阳杂俎所称刻毡为形,盛于皮袋的祆神(《唐研究第7卷》)。而如《唐代胡人》页9所收陕西乾县唐章怀太子墓出土的三彩骆驼,造型诚如其说;但章怀太子既不经商又不信祆教,与丝路贸易及祆神均不相干。又辽宁省博物馆所藏朝阳唐·鲁善都墓出土之彩绘骑驼俑,骑者既是汉人面相,朝阳又僻在北方,也说明此驼与丝路上的商队没有直接关系。而陕西户县元代贺氏墓出土的驮马,其驮囊上亦饰兽面。元代不流行祆教,此驮囊更与祆神无涉。
   粟特人长于音乐歌舞,唐代的胡人乐俑颇不罕见,西安鲜于庭诲墓出土的骆驼载乐俑尤为著名。《唐代胡人》页169所收西安西郊枣园唐·俾失十囊墓出土的乐俑共6人,所奏乐器有二弦琵琶(疑即勿雷)、答腊鼓、横笛、竖笛等,另有引吭作歌者,其安排与上述载乐俑差近。俾失十囊为突厥首领。
册府元龟》卷九七四载,开元四年四月突厥俾失州大首领伊罗友阙颉斤十囊来降,封其妻阿失那氏为雁门郡夫人,以向化宠之也。此人卒于开元十二年,居唐仅8年,随葬之乐俑胡貌唐装,疑非其本族;此时粟特之附突厥者人数甚众,所以这些乐俑可能也是粟特人。不过令人奇怪的是,胡俑及相关之美术作品中出现的舞者皆为舞胡腾的胡人男子,而舞胡旋、柘枝之胡人女子则不经见。其实胡人女子中之酒家胡姬,在唐代风头正健。李白诗胡姬貌如花,当炉笑春风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李太白集》卷三,卷一八)均反映出偕胡姬置酒饮谑之状。但红粉浮浪,诗句轻薄;再考虑到其祆教之恶欲的背景,则胡姬在当时人眼中一般不被视作良家妇女。元曲中涉及男女私情时仍常常扯上祆教,如《货郎旦》第三折:祆庙火,宿世缘,牵牛织女长生愿。甚至明清时妓院中供奉的行业神白眉神,据刘铭恕先生考证,亦由祆神转化而来(《边疆研究论丛》1942~1944年卷)。因此在唐代上层人士用于葬礼的陶俑中没有她们的位置,出土物中迄今尚未发现可以被确认的女胡俑。唐代男胡俑的面目剽悍,有的且接近狰狞,胡女的面型大约也不尽符合唐人的审美习惯。这时如对人说子貌类胡,绝不是一句恭维的话。如花云云,不过是吟咏时即兴遣辞而已。更由于在社会心理上把她们定格为风尘冶艳之尤,遂使之难以在正式场合抛头露面。有鉴于此,唐代之带粟特血统的贵妇,常特地攀附汉族烈女贞妇的节操,用以标榜。如洛阳出土的仪凤二年《曹氏墓志》,其父名毗沙,显然是胡人。但志文中说她贞顺闲雅,令范端详四德周备,六行齐驱孝同梁妇,节比义姑(《千唐志斋藏志》)。这些谀墓之词可能不尽是实录。因为同出于洛阳的《安师墓志》(龙朔三年)与《康达墓志》(总章二年),文字竟几乎全同(均见《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炮制者依样葫芦,照猫画虎,其中的假大空,自不待言。
   真正广泛吸纳粟特移民从事的职业是当雇佣兵。
大唐西域记说康国兵马强盛,多诸赭羯。赭羯之人,其性勇烈。视死如归,战无前敌。赭羯亦作柘羯,意为勇士。《唐代胡人》页170之胡人骑俑,裸露上身,肌肉饱绽,或即代表侍卫永泰公主的一名柘羯。唐的建立颇赖突厥兵之助,所以自始就有任用蕃将的传统。特别是到了玄宗朝,由于均田之制已驰,建立在均田制上的府兵确已不堪攻战,蕃将统领的军队已成为国家主要的武装力量。虽说其中包括蕃汉兵卒,而且蕃人亦不尽是粟特,但九姓胡毕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高适诗中甚至说:控弦尽用阴山儿,登阵常骑大宛马(《全唐诗》卷二一三);可以想见当时唐军中胡骑之众。蕃将为了取得信任,每每竭力作输诚效忠的表白:忠勤奉主,操等松筠;委质称臣,心贞昆玉(《康元敬墓志》,见《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但实际上像安金藏、石演芬等之能做到忠于一姓者,亦不多见(《新唐书》安、石本传)。其民风或如《西域记》所说:胡人贪冒,性多翻覆。以安禄山为例,他在唐玄宗面前的表演,如《安禄山事迹》所记,可谓矫情作态,已臻极致。安禄山腹缓及膝,当被问起其中何物时,他就说:唯赤心耳!最后此人成为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身兼三个大军区的司令,兵刑钱谷,生杀予夺,尽操一人之手;其麾下的镇兵人数相当全国兵额的36%。他的反叛,成为李唐由盛而衰的分界线。致令杜甫悲哀地感叹:羯胡事主终无赖,词客哀时且未还(《全唐诗》卷二三O)。这场叛乱不仅给国家造成了无可弥补的伤害,也使杜甫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安史叛军中就有不少柘羯。围睢阳城时,有大酋被甲,引柘羯千骑,麾帜乘城招巡(《新唐书·张巡传》)。这些柘羯骑兵虽早已湮灭在时间的长河中,但从《唐代胡人》页138之骑具装马、戴虎头磕脑的胡俑身上,却仿佛仍能看到那个令人震怖的历史时刻中之粟特铁骑的影子。

转自《康庆山的博客》